eyno [39] 杨建顺：《行政行为的主要形式》，载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早在上世纪刑法学在划分自然犯和行政犯时，学者们便已意识到行政犯在危害结果上的特殊情形。因此，其在某些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中可以不被表现出来，但这并不影响违法行为的成立。
如此，某甲尽管没有登记，但其行为并没有造成妨碍流动人口管理的可能性结果，此时行政机关便不能对甲施加处罚。[38]《治安管理处罚法》未能区分治安处罚的责任条件、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不可抗力、既遂、未遂、行政处罚数、竞合等问题。因为正如社会是每个个人的总和一样，公共利益也是这些个人利益的总和。譬如，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3条第3项和第4项便规定：行为人自行终止继续实行其行为，或其行为之完成防止结果之发生者，不罚。（2）危害结果是指违法行为违反特定行政管理秩序所造成的具体损害后果。
[29]参见熊樟林：《行政处罚上的空白要件及其补充规则》，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27] 可见，立法者非但没有否定过危害结果的独立意义，而且还以其作为标准，用以区分诸如预备、未遂、中止等各种违法形态，危害结果可谓意义重大，但传统认识却对此毫无察觉。[13]Francois Furet, La Revolution francaise，en collaboration avec Denis Richet, 2 volumes, 1965. [14]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8～39页。
虽然在历史实践中，该机构还没来得及行使职权就被进一步的革命摧毁了，但是它的设立很好地体现了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最初形态和特殊职能：由威权人物主导设立，代表传统保守的力量，相对独立于行政权，目的是与激进的民主机构（尤其是议会）相对抗、维护社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法律规则的依归既不能是个人的主观权利，也不是虚无缥缈的国家主权，而应当是独立于此二者的一种集体主义法权。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31]宪法理事会在其12年的生命中，仅仅启动了一次审查程序，而这次审查最终还以议会两院意见达成一致而宣告结束。
无论是在宪法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前还是之后，法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都体现了法国宪政发展的这种特点。[32]所以难怪有学者评论道：宪法理事会与其说是违宪立法审查机关，不如说是议会两院的调解机关和宪法修改的准备机关。
第6条规定：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国家参事院虽然在今天已经逐渐演化成法国的最高行政法院，但在设立的最初，它是一项为政府行政提供咨询与意见的制度设置。究其原因，除了因为反复的革命使得政权特别短命以外，根据宪法学者莫斯的研究，对于19世纪的法国主流共和主义意识形态来说，这种机构还是过于超前了。宪法委员会由任命制委员和法定委员组成。
进而他也主张可以由司法机关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这次修宪使得议会中的少数派政党也可以利用违宪审查这一手段对政府进行监督，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议会的权力。并且，与英国、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自由主义个人本位不同，法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更加多元，而且地处欧洲大陆的法国也更容易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左翼社会党的参选人罗雅尔甚至喊出了建立第六共和的口号，她主张类似美国式的可操作的宪法司法审查体制，更好地保护公民权。
并且，这种审查是终局性的，立即发生法律效力且不能上诉，它的决定对于所有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具有强制执行力。因此，有学者也形容此次改革为法国宪政史上一次真正的革命。
[2]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其他权力，尤其是司法权，就很难对代表公意的议会的立法工作进行监督和审查。
一方面，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当时的法国社会依然弥漫着一种激进主义的民族情绪，人们依然相信民主的价值位阶要高于其他的事物，包括法治。……为了国家的未来和民主，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建立全新的政治体制，以维护法律的信誉，政府的团结，行政管理的有效，国家的尊严与威望。其提出审查的方式就是通过普通法院的诉讼或者行政法院的行政诉讼，普通法院或者行政法院可以根据公民的请求决定是否将违宪审查的问题转交给宪法委员会。审查的提请主体依然有很多限制，审查的方式和内容依然主要是抽象的事前审查，这些方面还都是与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宪法司法审查模式的根本不同，也体现了法国宪政体制改革循序渐进的特点。他们迅速制定了新的宪法草案。而这个第三权力，在托克维尔看来，正是大革命时期所最为缺少的法治精神。
以下内容将结合这种历史分期进行详细论述。作者简介：杨帆，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法社会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而详细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的1789年人权宣言等内容正是存在于这部宪法的序言中的。[7]同前注[4],罗桑瓦龙书，第1～10页。
那时，本应秉持天下为公精神的政界中个人主义横行，造成政治败坏，民众和社会由此鄙视乃至拒斥政治生活，从而进一步退回私人生活，强化了民主社会内在的个人主义倾向。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过程的复杂与漫长，它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蒂博多（Thibaudeau）就曾尖锐地指出：这一可怕的权力将在这个国家成为一切，并实现对于各种公权力的掌控，这样我们就给了他一个控制的王牌来更好地进行奴役。（三）最近的宪政革新与未来发展 最近的一次重要制度变革发生在20世纪末。[50]无论如何，正是这种激进与保守的不断拉锯，以及它们之间有效的沟通与融合，决定了法国违宪审查体制的综合性特征和发展方向。[34][法]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希望回忆录》翻译组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这部宪法也试图建立一个特殊的元老会来鉴别和剔除一些不适当的法律。[44]比如在德斯坦总统的推动下，法国法律中的成年标准由21岁降至18岁。
1852年1月，法国又回到了强人政治，路易·波拿巴主政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又制定了一部新宪法。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
[51]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法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不断演进和发展着。其成员并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皇帝／总统直接任命的。
如此一来，正如法学家季卫东教授所主张的，通过法治而实现民主的中国道路将会走得更加平稳而有效。[56]建立这项制度的审慎性表现在，正如法国的宪政经验所呈现的，在任何一个复杂而多元的大国建立一项根本的政治制度，都需要照顾到各方面的权力（利）和利益。政治宪法学要直指宪法的结构、创制权及其背后的宪法精神，以及宪法的动力机制。[24]Adhemar Esmein, Elements de Drort Constitutionnel Francais et Corn pare，Sirey, Paris, 1906，pp. 503-923. [25]Raymond Carre de Malberg, La loi expression de la volonte generale，Sirey, Paris, 1934, p. 132. [26]M. Hauriou, Precis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Sirey, Paris, 1929，p. 266. [27]Ibid.，at 269. [28]Ibid.，at 281. [29]Leon Duguit, Trad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tome III, E. de Boccard, 1930，p. 724. [30]何勤华主编：《法国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149页。
任命制委员9名，总统、国民议会议长和参议院议长分别任命3名，任期9年，不得连任，并且每三年改选三分之一。每个大的历史阶段又分为若干小的时期。
这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了法国宪政制度设计的独特性上：法国的很多公法制度既不是个人权利本位的也不是国家权力本位的，而是如狄骥所建议和主张的，是独立于二者的社会本位的制度。[8]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的字面翻译为宪法参事院，在既有的中文文献中则通常被翻译为宪法委员会。
[35]据此，戴高乐主张国家元首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政府的行政权力应该来自国家元首。他们首先制定了一部以议会为绝对中心的宪法，规定总统与总理都由议会选举产生，但是该草案受到戴高乐派的强烈反对，在全民公投中被否决。
